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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一周，国内有十余省份的省级地方“两会”将密集召开，其他省份的“两会”也将在近期举行。从已经召开“两会”的部分省市自治区政府首长向人大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，大多在去年的基础上下调了GDP增长目标，比如河北从去年的8%下调到了7%左右，重庆从11%左右下调到了10%左右，宁夏从10%下调到了8%，浙江从8%下调到了7.5%左右，新疆从11%下调到了9%。 最近一二十年来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，GDP增长率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，推动GDP增长也因此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。这种制度化的安排曾经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但是也暴露了不少问题。政府为了保证增长目标的实现，过多地运用权力干预经济，导致经济运行的机制偏向于服从政府意志而抑制了市场内生机制。比如，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，实际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为了拉升GDP而产生的，而这个问题之所以迟迟难以化解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市场化机制受到抑制后，产能扩张还没有通过市场机制与市场需求匹配起来。 事实上，在保持GDP多年的高增长以后，我国的GDP总量已实现了很大的规模。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全国GDP数据表明，到2014年底，我国的GDP规模已经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，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。在这样庞大的基础上继续要求GDP增长能够保持以往的高纪录，不仅不切实际，而且很容易导致政府强化对经济运行的干预，不利于正在推进的政府职能改革，也不利于发挥市场的内生性机制。因此，不仅中央政府的GDP增长指标必须适当下调，地方上的GDP增长指标同样应该适当下调。 但下调GDP增长指标，政府肩上的压力并没有因此减轻，而是应该有所提高。我国多年来的GDP积累过度注重数量增长，相应地忽视了质量内涵的提高，经济结构不够均衡，这也给目前的经济转型增加了不少阻力。因此，在适当下调GDP增长目标，适当减轻各级政府在这方面的压力的同时，必须在提升经济质量方面下更大的功夫。这对各级政府已经构成现实的考验。 最近两年，中央政府大力推进了行政职能改革，数百项行政审批权被取消和下放，地方政府也相应地简化、撤并了不少行政审批事项。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事前审批，以此来释放原来受到遏制的市场活力，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作用，而政府则主要负责对市场运行的事中事后监管。但是，从这项改革推进后的实践来看，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在取消事前审批后，对事中事后监管却还不适应，以至一些地方的市场秩序出现了问题。比如小微金融的审批权下放以后，一些地方大量出现集资者卷款跑路的事件，投资者的利益难以得到切实保护。 长期以来对GDP高增长的刻意追求，使地方政府熟悉于以这一指标来推进经济上升的模式，而对经济转型之后的政府管理还很陌生。因此，对于各级政府来说，现在更有必要的是，尽快适应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新要求，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积极改革。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含量，人大代表也有必要从这个方面来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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