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支撑
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指出,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。我认为,这种表述完全符合学理。从学术理论上讲,“以政控财,以财行政”的财政,处理的是公共资源配置问题,它必然拉动、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整体的社会管理。由政府掌握一部分财富后做什么?就是以财行政,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。
“钱从哪里来,用到哪里去”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预算,预算是政府体系的收支计划。各级政府预算体现了各级政府活动的范围、方向、重点、内容和政策,大到国家安全、国土开发,小到公共区域路灯照明、路标、门牌号码方位识别系统的设立,这些都要通过财政分配以规范的预算安排来实现其供给,所以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。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还加了一句话: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“全面改革的支撑”,这无疑强调了财政在服务全面改革上的支撑作用。
把以上所说的三个关键词连在一起,再具体结合到各个区域、各个部门、各个岗位,以财政服务全局,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丰富和艰巨。
从居安思危的角度看,现阶段我们应该正视哪些困难和问题呢?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:一是从“物”的角度看,表现为资源和环境的制约。中国走上了过去希望能避免、但现在看起来没有能够避免的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老路,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已十分严重;二是从“人”的角度看,表现为收入分配、财产配置和人际关系状态。社会成员对于收入分配已累积了一大堆不满。要真正化解矛盾,就必须深化改革,而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,既得利益纠结在一起互相顶住形成固化藩篱,任何一项改革都非常困难。
有人将现阶段面临的基本局面比喻成“两只老虎赛跑”:一只“老虎”叫改革,另一只“老虎”叫社会问题。这两只“老虎”各自要素齐全,似乎彼此也看不太清楚对方,但都在往前跑。如果没有对矛盾化解过程和“两只老虎”赛跑过程的有效控制,我们往前走有可能跌入所谓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、“转轨陷阱”、“塔西佗陷阱”和“福利陷阱”。因此,要按照《决定》所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,化解各种制约发展的矛盾,释放潜在的活力。
全面深化改革的“重头戏”怎么唱
当经济运行在区间之内,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各项改革能不能如愿展开,而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“重头戏”,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:改进预算管理制度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。
营业税可以说是地方唯一的主体税种,“营改增”后按现行体制75%划归中央,显然不行,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分配要重新作出整体设计,需要想方设法打造地方税体系。因此,“营改增”将倒逼财税体制配套改革。随着“营改增”的推进,原来100%归中央的消费税可能要让出一部分给地方。消费税改革中,会调整一些税目,然后把一部分税目征收从生产、批发环节改到零售环节,交给地方,这是其方案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。好处是什么呢?这样不会激励地方政府大搞招商引资办企业,而会让地方政府更加关心辖区内的公共服务与市场环境建设,促使市场购销两旺,同时地方政府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财力来源。
“营改增”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启动。2012年1月1日,上海市首先启动“营改增”试点,形成了“6+1模式”,并在2013年8月1日后向全国推广;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,“十二五”期间“营改增”要实现行业全覆盖。2014年6月1日后,又把“营改增”推广到邮电和其他行业。同时,一些复杂性因素逐渐浮出水面。比如上海交通行业“营改增”,企业反映税负不降反增,调查发现主要是交通企业以车队为单位,车队投资周期大概4年,“营改增”启动时抵扣不往前追溯,如果车队没有买新车换旧车,投资的进项抵扣就体现不出来,税负同比就不降反增。
针对这一情况,上海不调税率,只是每个季度和企业做个结算,季度实际税负不降反增的增加部分,当场退一半,另一半年底一块结算,财政设立了一个过渡基金,解决资金支付问题。又比如公路上重型卡车,有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生创业中开发了信息服务平台,信息统计表明,全国大约400万辆,80%以上是属于个体车主,他们全国流动,随机接活,完成一单再接一单,在过去交营业税的情况下,催生了一批挂靠公司、开票公司,弄虚作假对付税收。推行“营改增”后,据说更复杂了,我们现在还在跟踪调研,还没有形成很好的解决方案。